环翠山庄忆先哲

卓娅

阳春三月的一个周末，我的发小、原解放日报执行主编任持平约我一同前往苏州同里古镇，探访他的外公、文汇报创始人、著名爱国人士严宝礼先生的故居一一环翠山庄。

环翠山庄（又称严家花园）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占地面积约4200平方米。园中亭、榭、楼、阁精巧雅致，古树名木苍劲葱郁，小桥流水交相映照，两座太湖石垒起的假山既可登临观景，又可穿洞探幽，移步易景。四面亭位于荷花池上，曲桥相连。荷花池南岸设有“宝礼楼”，内有严宝礼的铜像，展示墙上介绍了严宝礼先生的生平事迹。

仰望铜像，严宝礼先生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是我可亲可敬的阿公。我的父母和任持平的父亲是原上海光华大学的同学，后来在南昌路的香山公寓又成了门对门的邻居，两家的大门敞开着，来去自如，亲如一家。我和任持平同年出生，一起长大，一起玩耍，一起上学，又一起下乡插队。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到阿公的书房去玩。妈妈一再叮嘱我：“阿公在书房做事，千万不要去打扰。”从他家前门进去，走廊右手边第一间宽大的房间就是阿公的书房。他在家时，总是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的藤椅上写字，看书或沉思，有时也在书房里接待客人。我们疯玩的时候，早已把妈妈的话丢在脑后。每当我闯进书房（有时候也是故意的）阿公就放下手上的书或笔，转过身亲切地呼唤我：“黄巧咪过来。”我咬着手指，蹭蹭地跑到他身边，轻轻地叫一声：“阿公！”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糖果或是饼干，还有好吃的零食。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会陪我玩一会，用一张废纸折出小船，猴子等，也会用一张糖纸折一个穿裙子的娃娃。这越发激起我对书房的好奇和喜爱。

他对我的别称也是有来由的。我大概三岁左右吧，有一次午觉醒来，一个人走进他的书房，他正在看书，桌上一杯咖啡，一块蛋糕。我叫了一声“阿公”就跑到他的身边，他放下书本，把我抱起坐在他的膝上，然后喂我吃蛋糕，我啧吧着小嘴，吃成了小花猫，他开心地笑起来，一边擦着我的脸，一边学着我口齿不清地把“小”念成“巧”地叫我“巧咪”，然后摸摸我棕黄色的头发，说：“黄巧咪，黄巧咪，哈哈。”这时，西下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桌的一角，那奇异的光泽和他亲切的呼唤深深地刻在我的脑中。从此，“黄巧咪”是阿公对我的昵称。

那年的一场风雨，使我的父母遭遇不幸，从此家里充满了忧郁和叹息。而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说只感觉不开心，于是更愿意跑到对门阿公阿婆那里寻找欢乐。阿公怜爱的眼神，阿婆疼惜的安抚，温暖着一颗稚嫩的心。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阿公亲自为我联系介绍到一家只招收知名人士及高级人才孩子的幼儿园，接受良好的教育。那段时间，阿公因身体原因在家休养。每天放学后，我和哥哥就到阿公书房，他一边和哥哥下棋，一边讲述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虽然还听不太明白，但是愿意依偎在阿公身边，听他缓缓说道。

可是，这样的日子突然在某一天戛然而止。我还不懂死亡，却从此再也见不到慈祥温和的阿公了，听不到他叫我“黄巧咪”了。书房里空空荡荡，夕阳匆匆而过，留不住往日的影子。

长大以后，才知道我尊敬的阿公严宝礼先生更多的事迹。他出生于苏州同里古镇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自小耳濡目染，聪慧好学，尤其喜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形成了他为人处事的原则。1916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在上海创办广告社，后扩充为交通广告公司，承办铁路沿线和上海市区路牌广告。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为孤岛，他与新闻界友人一起集资，在公共租界创办《文汇报》由他出任总经理，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际，《文汇报》被迫停刊。1945年4月他被日军逮捕，后经多方积极营救，终被释放。同年9月《文汇报》复刊。那时严家经营着源丰米行专做大米生意，环翠山庄在沿河建有五开间的廊棚和码头，生意红火。而源丰米行的收入，成为严宝礼先生创办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呼吁和支援抗战作出重大贡献。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文汇报》，其创办报纸的初衷即是为了表达作为中华儿女坚定抗战的信念和意志，也为《文汇报》注入了最基本的精神气魄和爱国情怀。

如今，我徜徉在阿公的故居环翠山庄。光影重重叠叠，过往的场景和盘托出。几度春秋，几度沉浮，环翠山庄也几经周折，如今以崭新的面貌呈现，我相信，先辈的精神在追思和倾诉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