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珍藏的《资本论》

  父亲九十岁高寿的那天，全家人为他庆生。他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经历，讲过往的人和事，虽然我们已听过无数遍，但谁也不愿打断他的倾诉。末了，父亲把目光落在我身上，若有所思后，要我陪他去书房。来到书柜前他打开玻璃门，吃力地端出一套三本《资本论》交到我的手上，郑重地对我说：“我老朽了，没什么可以留给你们了，这套书是政府奖励给我的，是我最值得留念的物品，传给你吧。”

1939年父亲以名列榜首的成绩毕业于原上海光华大学商学院。当时正值日寇入侵中国，战火四起，上海沦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际。在有识之士的引荐下，父亲先至昆明就职于英国人开办的中缅运输公司，后到武汉，在美国人开办的道奇汽车分公司任职。成立于1914年的道奇汽车公司正值全盛时期，为反法西斯战争生产了四十万辆载重车和数千辆坦克，成为战时的主要装备。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内战又起。道奇汽车分公司迁址香港，时任分公司财务经理的父亲亦举家随迁。那时，父亲结识了一批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收听电台，传阅报刊，关注内地的战事，其心沉浮于国运。终于在1949年初秋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新中国将于10月1日成立！那时如香港文汇报这样的进步报刊，都会随报纸夹寄一面小红旗。10月1日，父亲特意请假带领全家人外出游玩，临出门时将小红旗插在窗口。那天香港街头很多民宅和商家都插上了小红旗。不料，傍晚归来时，发现家里的玻璃窗被砸碎，小红旗被撕破，住宅区一片狼藉——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成了国共两党暗中博弈的战场。从那时起，父亲经常伫立于楼顶的晒台上，凝眉默语，仰望北方……

  有一天，父亲应邀赴约，在座的除了两位好友外，还有一位陌生人。寒喧后，陌生人自我介绍是香港某贸易公司的老板。他直截了当地请求父亲帮助搞到道奇汽车的零配件，要销往内地。他明确告诉父亲：国民党溃败台湾后，遗留下大量道奇生产的汽车和其他装备，它们不仅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交通运输工具，亦是抗美援朝中的重要运输装备，然而由于美国与同盟国的经济封锁，国内根本搞不到道奇的零配件，致使许多装备带病工作或瘫痪报废。父亲听后，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单“生意”。

当时的香港与国内连接的陆路被英国人全面控制着，根本走不通，唯有走海路。如此一来，父亲等于肩负了采购与运输两大重任。拿到货物清单后，他默默地开始了行动，首先将货主目的地定位于日本（实际目的地是天津）；随后联系道奇汽车总公司的好友、美籍华人史丹列，通过总部渠道购买所需物资；再联系香港的老朋友、四大船王之一被誉为“现代郑和”的董浩云先生，请求他帮忙安排运输船，并精心设计了海上运输路线。货船先由美国开往香港，泊在临近香港的公海上，父亲从码头乘船前往公海登上货船，亲自押运。为了避开国民党的纠缠，货船不走台湾海峡，绕行台湾外岛海域即太平洋，整个行程途径中国四大海域（南海、东海、黄海、渤海）和太平洋。如正常行使的话约需20天左右，绕道而行要增加三分之一的时间。出发时正值风浪最盛的冬季，货船在海上几度遭遇惊涛骇浪，每当险情出现，父亲无所畏惧，顽强地与船长挺身在驾驶舱里……当货轮驶出南海与太平洋进入东海时，又出现新的险情，这片海域东靠日本，南临台湾，北近韩国，可以说货轮是夹在美军、国军、韩军之间行使，稍有不慎，会前功尽弃。好在父亲预先作了准备，船头挂着表明船主的英属香港旗，将标志货主日本国三角旗悬挂于船尾，遇到拦截盘查，拿出目的地日本的运货单，加上父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美国道奇汽车公司高管的身份，均顺利过关。

由东海临近黄海海域时，货船距离上海、江苏海岸线只有数百海里了，这也是最关键的时刻。一路的艰辛、风雨、隐忍和坚定，感动了苍天，夜幕即将来临之际，天空乌云密布，海面一片漆黑，行驶中的货轮突然调转船头，开足马力向西而行，在黎明前驶入大陆海岸线。船上挂起了五星红旗，迎着初升的红日，沿海岸线北上，从黄海进入了渤海湾，历经三十余天，最终平安抵达天津港。新中国贸易部的领导到天津港迎接我父亲，相见时，两人的手紧紧相握，其艰难险阻与来之不易全都显示在双方湿润的眼睛里。贸易部的领导盛情款待我父亲，还安排父亲参观沈阳航空生产基地和重工业企业，游览北京名胜古迹。

临别前的宴请会上，贸易部的领导将一套崭新的《资本论》赠予父亲，以表达深切的谢意和敬意，并希望父亲能够回归大陆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回到香港后，父亲的心再也无法平静，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焕然一新的社会面貌时不时地浮现在脑海里。这部马克思耗费四十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巨著，对于喜欢研究经济和社会科学的父亲而言简直是如获至宝，他把《资本论》放在床头柜上，成为每晚睡前必读书籍，经常会在不知不觉中通宵达旦地沉浸在《资本论》的求索中，母亲嗔怪他成了书痴。

终于有一天，父亲把母亲叫到晒台上，指着北方的星空说：“我们回家吧！”母亲欣然点头。当父亲提交辞职报告时，美国老板大惑不解地看着这位克己守职的助手道：“是要加薪吗？”父亲摇摇头，老板又提议：“我派你到日本分公司去当经理。”父亲依旧摇头，并歉意地笑道：“我想念家乡了！”得知此消息，也有好友规劝父亲慎思，然父亲去意已决。在各方人士的帮助和周旋下，1952年初春，父母亲带着我年幼的哥姐终于踏上回家之路。当进入连接大陆的罗湖口岸时，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响起了嘹亮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我六岁的姐姐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她是在进步人士创办的香港培侨子弟学校里学会的。幼稚的童声感染了其他乘客，大家一边拍手一边歌唱，整个大厅里的歌声与掌声两相呼应、感心动耳。回到大陆，按照我父母的意愿，安家在了故乡上海。父母双亲把精力和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开启了一段最漫长的人生之路。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梦想，但也需要我们承担相应的风险。”《资本论》中的这段经典语录，恰恰印证了我父母亲后来的人生。

成年后的我曾多次阅读过《资本论》，然而对于不谙经济学的我来说，它无异于是部天书，最终中断了阅读，将《资本论》束之高阁。  

光阴荏苒如流水。转眼间父亲和母亲已相继离世多年。在父亲十周年祭日到来的前一天晚上，我梦见了父亲！他穿着深灰色的长衫，戴着同色的爵士礼帽，右手撑着司的克手杖，在我家里转来转去，四处打量着。望着他板正的身材，目光深邃的眼睛，平静慈祥的神态，我喜出望外，从床上起身，喊了声爸爸。父亲笑吟吟地看着我，又扭头指了指书柜，我一愣，随即明白他指的是《资本论》。我来到书柜前，发现放在书柜正中的三本《资本论》不见了。咦，怎么不见啦？我着急地大喊道：“啥人拿了爸爸的《资本论》……”我从梦中急醒，梦境依旧清晰，父亲却消失了。时值清晨，窗外鸟语啾啾。我定了定神，蓦然想起数天前我整理过书柜，把《资本论》以及许多用不着的书籍打包了。哦，今天正是父亲的祭日，冥冥之中父亲在提示我。

我把父亲的《资本论》擦拭的干干净净，又恭恭敬敬地放回原处。我无法体味父亲对《资本论》的痴迷所在，但我知晓父亲热爱《资本论》的初衷是对美好未来的信仰。保存好《资本论》吧，那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卓娅）